【专家点评】

作者：赵晓雷（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院长、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专家团队首席专家）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通过优化科研布局、加大投入保障、创新体制机制等，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。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·自然集团发布的自然指数2025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，我国继续保持第一，并且扩大了科研产出的领先优势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《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》显示，我国排名提升至全球第10位，首次跻身全球前十，2013年以来累计上升25位。

我国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进展，实属不易。但如今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，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研发投入效率仍存在不足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《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库》2024年的数据，OECD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比（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）平均高于15%，我国2024年为6.91%。2025年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7.08%，首次突破7%，但仍明显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。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的核心问题在于企业投入严重不足。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《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》数据显示，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比重为6.5%，韩国为58.25%、日本为47.83%、美国为31.67%、英国为35.73%。虽然我国研发经费总量排名全球第二，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偏低，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，成为制约我国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瓶颈。2025年，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.8%，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平均水平，但研发经费单位投入产出、人均产出排名30位之后，显示出研发投入效率和转化率较低。

对于处于科技追赶阶段的经济体而言，基础研究投入不只是解决原创突破的问题，也是形成技术理解力、知识翻译力和产业吸纳力的必要条件。所以，基础研究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形成长期知识势能的源头环节，也是知识流动、知识溢出、科技创新、产业吸收的源头环节。为改变研发投入总量领先、效率偏低的结构性问题，我们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，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，持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，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，形成多元投入格局。

根据创新经济学的理论，科研成果未能转化为商业应用或经济增长的核心障碍是“知识过滤”，即知识从产生到实现经济价值之间存在系统性障碍与摩擦。知识过滤描述的是知识溢出过程中的“漏损机制”，本质是知识生产与知识商业化之间存在着由产权安排、组织边界、市场需求、吸收能力和风险偏好构成的制度性、结构性和认知性障碍与摩擦。知识过滤问题的核心不在于知识是否被生产出来，而在于知识能否越过制度、组织和认知三重障碍界面，进入可验证、可吸收、可投资、可扩散的创新过程。知识流动制度机制的重构应被理解为一种综合的制度和治理创新，既涉及产权与收益界定和分配机制，也涉及组织边界设计、区域创新链网络、创业风险判断能力和公共中试基础设施，这些创新综合协同，使知识从静态存量转化为持续生成经济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动态流。

因此，在顶层设计理念层面，应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，打通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，加强基础学科建设，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。当前，我国正积极推动北京（京津冀）、上海（长三角）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。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、关键技术联合攻关、科技资源平台共建共享、创新链协同分工，降低知识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，在区域层面克服“知识过滤”障碍，打通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，优化新质生产力生成环境，带动高质量发展。

此外，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，是国际基础研究知识溢出互动的重要机制，也是我国高水平开放、自主开放的重要环节。我们应对标经合组织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关于“开放科学”的合作倡议及发达经济体开放科学政策体系，培育开放创新生态，以本土发展为基础，以离岸科创为核心功能，争创国家开放创新试验区，建立科学领域开放合作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国家级战略新空间。

项目团队：光明日报记者 陈海波、詹媛、杨舒、崔兴毅、常河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6年06月03日 07版）